永久居民·公民 申请还是不申请？

　　去年9月，李显龙总理宣布政府将调整永久居民的待遇，以反映公民的权益与义务。在过去半年里，政府宣布了一连串的政策调整，从教育、医疗津贴到组屋配额，进一步区分永久居民和公民的权益。

　　虽然政府表示，永久公民少一点权益、多一点限制并不代表政府不欢迎外来人才，但是权益减少之后，一些永久居民坦然接受，但也有另一些感到失落不安，甚至担心下来还会有哪些更大的改变，“to be or not to be”成了一大难题。

　　《新汇点》走访了受政策影响的永久居民，也访问了学者，了解他们对这些调整的看法，以及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社会改变。

个案一

　　28岁的林娜娜（化名）来自马来西亚怡保，从事饮食服务业，她在新加坡工作已14年，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家乡。上个月，她开始办申请成为公民的手续。

　　近一年来，政府提高了申请公民和永久居民的资格要求。她身边就有朋友申请成为公民，却迟迟得不到回复，或者原来只需3个月或半年便得到通知，现在时间却拉长了。永久居民的申请也同样收紧了，有大学毕业的金融专才申请永久居民，超过半年也未得到通知；学历较低的申请者更无从把握是否能通过申请。

　　同时，她也留意到近几个月来政府宣布的一系列区分公民和非公民权益的政策调整，先是教育费用，再是医疗津贴，然后是组屋配额。

　　她单身，年轻，身体健康，没有供孩子读书的负担，也未到担心医疗费用的年纪，但组屋配额的宣布似乎触动了内在神经，敲响心理警钟——下来不知还有哪些改变，使她在这里的生活会变得吃重些。

　　和大多数新加坡人一样，她也希望将来在本地置业，购买私人公寓对于中等收入的她并不实际，买组屋是更理想的选择。虽然刚宣布的组屋配额并不影响来自马来西亚的永久居民，她担心的是：“谁知道下来还会有什么改变？”

　　她说：“新加坡近年的生活费涨得厉害，几年前租房每月250元，现在600元。经济不好时房租可没跟着薪水下跌。”

　　成为公民对很多人来说是人生重要的决定，并不是单纯地只考虑到经济利益，当中还涉及本身的生活追求、情感依靠及价值认同。

　　她说：“在这里（新加坡）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多方面都习惯了。从前永久居民与公民的权益区别不大，可是现在当永久居民还有什么好处呢？既然决定在这里定居，不如干脆申请当公民。我们不知道下来政府还有什么宣布，使到申请更加不容易。”

个案二

　　来自中国浙江、从事制造业的王德大（43岁），和同样来自中国的太太育有两名孩子，目前全家都是永久居民。他来新10多年，一家四口在这里生活工作求学，孩子分别念小学和中学。他们在西部买了组屋，居住多年。

　　他一家人上个月开始申请成为公民。他坦言，政府近月高调区分公民与永久居民的权益，加促他们申请公民的决定。

　　他说，这一轮区别公民和非公民权益的调整，最令他关注的是组屋配额的调整：“这不就表示，我将来很难搬家换房子吗？个别地区的配额情况有的会升，有的会跌，但是受到配额限制，无论是出售自己的房子，或是在其他社区购买房子，都受到限制。”

　　王德大说，在新加坡生活了10多年，决定要继续定居这里，就不能不申请成为公民。新加坡生活费越来越高，孩子的学校费用，将来升学，花费会更多。他说：“公民获得的津贴，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多少能减轻生活的负担。”

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权益差别拉大时间表

“to be or not to be”成了一大难题。（档案照片）

　　2009年12月

　　教育部宣布通过两项新措施，进一步区分新加坡公民和非公民的教育权益。2010年起，新加坡公民报读小一而需要抽签时，将比永久居民拥有多一次抽签机会。另外，从2011年起，教育部将分两年逐步调高永久居民和国际学生的学费杂费。这次的增幅是最高的，永久居民和国际学生缴付的学杂费分两年逐步调整后，将较目前增加57%至252%。和公民相比，永久居民所缴付的教育费用高达三倍。

　　2010年1月

　　卫生部宣布本地永久居民所能享有的政府医药津贴目前比公民少10个百分点，从明年1月1日开始，他们所能获得的政府津贴将减少5个百分点，到了明年7月则再减5个百分点，如此一来他们所享有的津贴将比公民少整20个百分点。公民目前享有的医疗津贴最高达80％。

　　3月5日

　　国家发展部宣布实行组屋永久居民配额，避免许多永久居民同居一处，难以融入本地社会。从即日起，购买组屋的永久居民须符合这个配额，确保住在同个邻里及同座组屋的永久居民不超过5%及8%。来自马来西亚的永久居民不受此限制。

　　3月18日

　　本地三所大学宣布调高学费，而对2010年学年的新生来说，公民、永久居民和国际学生之间的学费差距更显著。

社会资源的重整

　　从前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区别，也许最直接的是新加坡护照带来的旅游便利，但是出台的新政策将两者权益更全面划分，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公民享有更多津贴。前面所列举的两个个案，反映了这新改变对中低收入的单身一族及中等家庭有最切身的影响。公民政策的改变除了是短期可见的生活调整，其实也隐藏更长远的社会影响。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钟伟强来自香港，来新前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发展及制度转型。钟伟强告诉《新汇点》：“我的理解是，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在福利权益上作出如此（像新加坡）全面的区别。在别的国家，公民与永久居民的主要区别只在以下几个方面：护照的取得、选举的权利，以及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限制。在美国，除了以上差别，法律上也保障公民的某些权利，如公民可拥有枪支，永久居民则不，其他如税制、求学、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没区别。”

　　区分公民权益，实质上反映了社会资源有限，须进行重整。新加坡在过去10多年，外来人口激增。1990年，在23个公民当中，只有一个永久居民；到了2000年，10个公民便有一个永久居民。新加入的永久居民人数近年飙升，在2003年增加了3万2000个永久居民，2007年则增加了6万3000人。人口在短时间内剧增，无形中为共享资源带来压力。

　　钟伟强指出，外来人才在新加坡一直存在，为什么最近突然好像成了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外来人口的输入来得“太多和太快”。

　　他说：“如果来的太多又太快的外来人只是来工作，我想引起的社会不安不会那么严重。可是当新加坡人知道这些外来人很多都会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时，问题才变得严重。”

　　他一语道破新加坡近年所面对的融合挑战。他说：“如果这些外来人都是高学历、经济条件优厚的洋人，问题不见得会存在。可是现在一般人所体验到的，却是来了越来越多低学历又不会说英语的外来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48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彼得·波许博格（Peter Borschberg），是美籍瑞士裔学者，来新加坡18年，目前是永久居民。他与《新汇点》分享个人想法时提出更深层的思考：无论是永久居民或公民，大家都会关心社会资源应如何分配。

　　彼得说，政府区分公民与非公民的权益，对于有小孩的年轻夫妇影响比较直接。针对对永久居民医疗津贴的减少，他认为这影响更长远，视个人的医疗保险配套而定，随着年纪愈长，当医疗保险费相应提高时，享有津贴变得更重要。

　　他指出，随着社会人口构成改变，例如人口老化、生育率下跌，社会资源的分配会相应调整。这些调整对社会的冲击是重大的，任何社会，包括新加坡都不会例外。欧洲和南美的福利制度及政府退休金制度也正在经历变革。

　　彼得说：“我的欧洲朋友不时告诉我，他们担心工作40年后，政府的退休金制度并没有为他们带来退休的保障。他们的担忧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退休金制度只能提供很少的福利，或者只能照顾社会上更需要的人。”

以福利区分的隐忧

　　另一方面，用物质的福利和津贴来突显公民权益，使讨论很容易陷入“成为公民是为了享有更多好处”的争议，混淆了公民身份的认同与公民的权益。

　　受访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对于相对更有能力及条件自给自足的中上阶层来说，以种种福利来区分公民和非公民，显得没有实质的意义。

　　彼得说：“成为公民是需要慎重考虑的课题。这项决定对个人的影响深远——你的身份认同，你的家庭、事业及其他更多。放弃原来的公民权，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这个决定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必须有充足及正确的理由（do it with conviction and for the right reasons）。”

　　钟伟强说：“公民是带有国家认同的身份，福利权益上的分别并没有把公民和非公民分别开来。新加坡政府现有的政策，反而让人觉得永久居民是一种二等公民的身份。这种区别背后的逻辑是希望永久居民尽快成为公民，因为成为公民比较‘划算’，得到福利比较多。问题是这种逻辑是否恰当？”

　　他进一步提出，以福利区分公民的逻辑，背后可能带来隐忧——以目前的区分方式，最后会不会只吸引到那些对福利权益比较在意的群体？

　　钟伟强指出，高学历、受聘条件优厚的外来人才，在居住、医疗、就学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系统”，不太需要分享政府提供的福利。“利诱”方式吸引到的新移民，最后极可能只是低下阶层的群体。

　　他提出疑问，我国永久居民和公民两者身份既然带来那么大的争议，若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政府为什么要一直使用呢？

　　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真正的人才是留不住的，人才将是流动的。用物质性的公民权益留住人才，能留下的可能只是“中才”和一般劳动人口。可是要留住这样的人，并不需要用上公民的身份，市场上并不愁中才或劳动人口的供应，一批人走了，自有另一批人取代。

　　他建议，往后的人口政策应该是工作准证的申请从宽，根据实际需要，需要发多少便发多少；永久居民申请从严，像美国社会那样。

采访手记

文／赵琬仪

　　在地球是平的国度里，人心还是靠向令自己感到舒服自在的那块土地。我想，这是无论决定成为公民或永久居民，个人心理上需要打开的第一道通道。

　　原有的永久居民权益减少，申请永久居民的吸引力减少，还有谁要申请永久居民？这是采访时，受访者引发的另一个课题。

　　若了解我国“永久居民”的历史，不难理解永久居民是新加坡迎接外来人才最终要成为公民的一个过渡性身份，是让彼此有个适应期。

　　教育部、卫生部宣布新政策时都不忘指出，这是为了应付日趋增加的教育费用及医疗开销。换句话说，正是彼得·波许博格提出的国家资源分配的问题。

　　为鼓励更多永久居民成为公民，而减少永久居民福利和津贴，这是受众的理解，却未必是最终的结果。因为与此同时，政府也在提高了申请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门槛。

　　新移民朋友当中不少拥有硕士以上的高等学历，觉得即使永久居民权益减少了，还是需要申请永久居民。因为“在新加坡工作，雇主多数聘请永久居民或公民”。

　　到移民与关卡局收集永久居民对这一轮政策调整的意见时，问起为什么要申请公民，受访者异口同声说，因为在这里生活、工作时间长了，已入乡随俗，朋友和家人都在这里，决定定居。

　　谈到放弃原来的国籍，成为新加坡公民，其中有哪些得失，没有人能马上回答，表情都是错愕了一下，欲言又止，问题便不了了之。

　　有一对来自马来西亚的新婚夫妇，太太刚怀孕。这年轻美丽的准妈妈看了先生一眼，甜蜜地说：“怀孕了，孩子会在新加坡长大，既然在新加坡成家，申请公民最自然不过。”

　　走出排着长长领取护照人龙的移民与关卡局时想到，对于一些人来说，申请公民或永久居民时考虑可以很多，但是决定的因素有时也可以是非常纯粹的。

　　在地球是平的国度里，人心还是靠向令自己感到舒服自在的那块土地。我想，这是无论决定成为公民或永久居民，个人心理上需要打开的第一道通道。至于身份认同，那就得看往后投入的时间和感情了。